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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決策者、權威人士、國際關係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一直認為，大國戰爭無非是過去時代的遺物。1986年，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將二戰後的時代稱為“長期和平”時代，因為蘇聯和美國最終並沒有發生衝突。幾年後，政治學家約翰•穆勒（John Mueller）提出，不斷變化的行為規範使大國衝突變得不合時宜。到了2011年，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長期和平”已經演變成“新的和平”，其標誌是人類已經越來越少的使用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

當然，阿富汗、利比亞、蘇丹、敍利亞、烏克蘭和也門等國持續不斷的衝突也説明，現階段在小國爆發有組織的武裝衝突並不罕見。儘管如此，鑑於自16世紀現代國際體系建立以來血腥的政治歷程，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大國之間自1945年後就再沒有爆發過戰爭。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大國衝突再不會出現。事實上，儘管學術界和政界人士試圖不再將大國戰爭視為真實的威脅，但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條件仍然存在。當今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依舊持續存在，尤其是在美中兩大國之間，任何一個火星都可能引爆兩國之間的衝突。因出現權力轉移的趨勢，兩國又都在競爭本國的聲望和地位，這增加了兩國迎頭相撞的機率。如果兩國不改弦更張，兩國在未來幾十年間爆發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圖片來源：資料圖

不應有的樂觀主義

即使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之際，大多數認真思考外交政策和大戰略的美國人也拒絕相信戰爭可能會發生。這種樂觀主義主要來自於幾個著名的國家行為理論。首先，兩國間經濟方面高度的相互依賴性降低了兩國爆發武力衝突的風險。但歷史提供了許多例子來反駁這一假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歐洲各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度達到最高峯，而兩大主要交戰國英國和德國間更有着密切的經濟聯繫。即使美中兩國的相互依存關係在理論上可能會降低兩國間爆發戰爭的風險，但兩國的經濟聯繫近年來已經開始土崩瓦解，雙方都開始與對方的經濟脱鈎。

質疑爆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還源於對核威懾力量的信心。核戰爭所引發的同歸於盡風險當然在防止冷戰變成熱戰方面發揮了作用。然而，近幾十年來，技術進步削弱了這種威懾力。小型化、低當量核彈頭和高精度載具的結合，使曾經難以想象的事情變得不難想象：打一場不會導致世界毀滅的“有限”核戰爭。

最後，其他學者認為，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將維護和平。這種觀點認為，美國通過領導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以及傳播和平合作這一原則理念，現已為國際行為提供了規律性和可預測性。一些人，比如政治學家吉爾福德·約翰·伊肯伯裏（G.John Ikenberry），就樂觀地預測，儘管中國會崛起，美國的主導地位最終將結束，但這種秩序仍能持續數十年。

然而，這種假設是有問題的。這一秩序不僅受到國際形勢變化的挑戰，而且在傳統上捍衞這種國際秩序的國家內部，其政治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在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民主的興起是對當前秩序的反彈，也是對擁護並從這種秩序中獲利的精英的反彈。隨着國內對該秩序的支持減少，權力的天平開始向其它國家傾斜，這一體系調停衝突的功能必然會受到削弱。崛起中的大國也可能會看到一個徹底改變此體系的機會，從而增加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歷史課

除了理論之外，歷史還表明，對大國戰爭的制約要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弱。特別是，1914年，英德兩國的較量達到了爆發戰爭的高潮，這一過程表明了兩個大國是如何被無情地捲入到一場衝突中去的，而這場衝突直到爆發那一刻都看似不太可能發生。這場戰爭與今天美中兩國間的競爭再相似不過了。

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迅速增長的經濟、技術和海軍力量開始對既有的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發起挑戰。儘管兩國之間有着密切的貿易關係，但英國精英開始將德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視為一種威脅。此外，他們憎恨德國在經濟方面的成功，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成功源自於他們視為不公平的貿易和產業政策：他們認為，德國的繁榮源於國家干預，而不是源於主宰英國政治經濟的自由放任主義做法。英國的精英們也對德國懷有深深的反感，因為他們認為德國的政治文化使軍隊享有特權，其價值觀與自由主義價值觀基本上是對立的。簡單地説，他們認為德國是個不可救藥的壞角色。這也就不奇怪為什麼戰爭一開始，英國人就立即把這場衝突理解為是自由主義與普魯士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

英德兩國在爭權奪利的同時也在爭奪輿論主導權。德國建立大型海軍和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國際政治戰略激怒了英國，英國作為一個擁有廣大海外領土的貿易國，不能忽視在北海對面出現一個競爭性的海軍強國。然而，實際上，德國的造艦計劃並不是出於經濟或軍事考慮，而是德國渴望獲得國際地位。德國的目標不一定是要挑戰聯合王國，而是要國際社會承認它是與英國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

儘管兩國存在一些可能引發衝突的誘因，但在1914年8月兩國爆發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歷史學家查拉•斯坦納（Zara Steiner）和基思•尼爾森（Keith Neilson）所指出的，兩國“在領土、皇位或邊界方面沒有什麼直接衝突”。事實上，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還可能會促進兩國間的和平：貿易、文化紐帶、相互聯繫的精英和皇室家族等等。

那他們為什麼要打仗？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答案是，這場戰爭是“一個感到自己優勢正在消失的主要全球大國與一個崛起中的挑戰者爆發衝突所致。”

這種轉變很少能被和平管控。現存強權往往過於傲慢，總是教導別國該如何管理本國事務，但對較弱小國家的恐懼和擔憂卻往往漠不關心。這樣的強權，比如當時的英國和今日的美國，不可避免地會抵制自己的病危通知，而崛起中的大國則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它應得的份額，無論是殖民地、貿易、資源還是影響力。

1914年前的英德對立與當代美中關係之間的相似之處既引人注目，也值得人們警惕。美國發現自己正處在英國曾經佔據的位置上，一個相對實力正在逐漸減弱的在位霸主。華盛頓和那時的倫敦一樣，也對敵手的崛起表示不滿，因為它把這種崛起歸咎於不公平的貿易和經濟政策，並認為其對手是一個壞角色，其價值觀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對中國而言，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一樣，今天迅速崛起的中國希望自己被承認為是在國際舞台上與美國平等的大國，並在自己所屬的地區謀求霸權。英國無法以和平方式適應德國的崛起，這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是否遵循英國的先例將決定美中競爭是否以戰爭告終。